中国历史治疗瘟疫的中药

Ⅰ 古代中医对待瘟疫，是一人一方辨证治疗，还是万人一方呢

古代中医治疗瘟疫，一样也是“万人一方”。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也就是现代我们称之为“中医”的医学，毫无疑问是我国文明史，乃至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文化瑰宝，至今还作为我国主流的医疗体系中的一部分出现。随着近期“新冠病毒”的肆虐，似乎我们的中医中药，又受到了当初SARS时期的“捷报连连”，好像中医对抗瘟疫，是“手到擒来”一样。古代中医对抗瘟疫，是一人一方，还是万人一方呢？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对抗瘟疫，也是“万人一方”。

Ⅱ 中国历史上瘟疫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哪些防治经验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

Ⅲ 中国古代有什么重大瘟疫及具体发生年限

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瘟疫有700多次。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病都曾袭击过这片土地。不过古人限于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常把这类瘟疫通称为“疫”或“疫疠”。而出现于东汉末年的瘟疫来势凶猛，为祸剧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再次是影响了局部战争的进程。据文献记载，整个三国时期，发生瘟疫次数多达22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统帅的20多万大军，在作战过程中，由于突遭瘟疫，战斗力急剧下降。《三国志》记载：“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假如曹操军队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或许会改写。

Ⅳ 古代人是如何治疗瘟疫的

一般也是隔离居多吧

Ⅳ 古代是如何防治瘟疫的（时间是清朝以前）

1、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2、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3、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5、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6、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Ⅵ 古人怎么治瘟疫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Ⅶ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7)中国历史治疗瘟疫的中药扩展阅读

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Ⅷ 治疗瘟疫必须用的中草药材

瘟疫有很多种,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等
用中草药材要辩证论治
没有哪一种中草药能治所有的瘟疫

Ⅸ 中国古代有哪几位著名的治疗瘟疫的神医

6 吴瑭

Ⅹ 治疗瘟疫的中药是什么

清瘟败毒散。 追问： 怎么配制这种 药散 ？ 回答： 丹皮10g，生石膏30g，桅炭10g，甘草回3g，竹叶5g，犀角(水牛角答)20g， 玄参 10g， 连翘 10g，生地10g，黄芩10g，赤芍10g，桔梗10共研末，每次服10g日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