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谁知道中药预防瘟疫可行吗--从中医角度谈瘟疫的预防
有人初步估算，SARS给全球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除此之外，对人类因精神恐慌造成的损伤更是不易估量。如今，瘟疫过后，痛定思痛，在下一次类似SARS的瘟疫侵犯我们之前，中医应该做些什么，中医药应该在预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中医文献中寻找预防的理论依据。人体发病的关键，取决于机体抗病邪的能力，《内经》曰：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 著名温病学家吴又可也指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2]。他还说：“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2]当人体寒温失调，起居失常，饮食不节，正气受损，卫外能力下降时，风热病邪可乘虚侵入机体，导致本病发生。除此之外，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气候变化有正常变化，也有反常变化。如果春季应温反热，气温上升较快较早，起伏变化较大，这种反常的气候变化就容易引起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因此，古人十分注意观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的关系，以防患于未然。这些记述并非迷信或占卜之辞，而是古人在天地人一体思想指导下，对气候变化和疾病相关性长期观测、追踪的归纳总结，其目的在于有备无患。对瘟疫的预防，《内经》提出了安正避邪的总原则。一方面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则；另一方面还强调必须遵守“避其毒气，天牝从来”[1]这一被忽视的避邪原则。“天牝”，指鼻孔，就是说，一定要避免从呼吸道传染“毒气”。
由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厉气，即无传染源存在的时候，人们无需祛邪，只需扶正。未毒先解，把治疗药当成预防药使用的作法是不正确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我国有人把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如板蓝根、大青叶、金银花之类当成预防流感、上感之类病的药物，孰不知“是药三分毒”! 中药是 “聚毒药以供医事”，以药物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对未病之人多用祛邪之药，势必损伤正气，如补气药吃多了上火，清热解毒药吃多了腹泻，与预防发病的初衷南辕北辙。如同抗生素一样，没有人会好好的服用抗生素预防细菌感染。现若出现病未预防，又变生他病，是药之过，方之过，抑或是人之过？所以，笔者认为，健康人无需服用中药预防。预防涉及社会、生活、心理、卫生习惯、道德等多方面有关因素，要想正气充沛，完全有其它方法可以做到，如中医养生之道就提倡：①起居有常，生活有规律，善于运动而提高体质；②饮食有节，合理饮食为要；③精神内守，保持良好的心情，消除恐惧、焦虑，心静神安，为健康长寿之要。 一旦瘟疫降临，陆续出现了感染者，那么易感人群在尽量“避其毒气”的基础上，就要考虑药物预防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选用同一药方呢？按照中医理论及历代中医名家经验，最好听取中医师的建议，按照各人体质的偏胜偏衰，辨证用药纠偏，如阴虚则滋阴，阳虚则扶阳，气虚则补气，血虚则养血，偏寒者需温，偏热者需清，偏湿者宜淡渗分泄，关键在于调理体内的气血、阴阳、寒热，达到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并保持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协调一致，以达到“阴平阳秘”，邪不可干的状态。 虽然扶正祛邪最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进行，因为用一个或数个处方，去预防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时间，尤其是不同体质人群的发病，失去了中医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治疗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是一大优势，但也造成一些局限，如六七十年代腺病毒肺炎、麻疹肺炎一度流行，蒲辅周老先生到儿童医院治疗腺病毒肺炎，效果极好[3]。可是因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二十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不好掌握，难于推广。而儿童医院王鹏飞的方子就八味药，相对固定，效果也不错，最终得以推广[4]。况且疫情一旦来袭，时间就是生命，根据疫病发病特点即某一疫病皆有相同症状，来追求治疗的针对性是可行的。其实这个观点古而有之，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说：“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或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2]。因此要重视“辨病论治”、专病专方。吴又可深刻指出：“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北方天气之化皆燥，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燥化也”，“南方天地之气化皆湿，人身呼吸腠理之间皆湿化也”[5]。由此推之，疫病初起时期，对易感人群的保护也是争分夺秒地紧张，这时，每一地域针对性地使用同一方药预防是可能的，当然，在治病救人的紧要关头，讨论应该用一条方或多条方药是无谓的，因为没有科学实验证据证明怎样运用中药更为合理有效，只要不犯“虚虚实实”的错误，均可一试。在没有传染病的“和平年代”，我们应着眼于提高免疫功能，同时要有流行病学的科研数据来支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建议联合疾病控制中心在小区方面做一些研究。比如针对流行性感冒这种常见的传染病，中医药界应该做药物筛选研究，这些筛选可与中医理论思路结合起来，如对清热解毒方药或芳香化浊方药这些不同种类的药方做一些系统研究，不仅为预防流感，对今后开发中药新药也有帮助。 在SARS在香港肆虐期间，我们中医药研究所就依据人们共同面对的SARS的性质、病因病机，以及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的特点，拟定易感人群适用的千人一方---抗毒补肺汤，由桑菊饮合玉屏风散，即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生甘草、芦根、黄芪、防风，再加上现代药理证实有抗病毒作用的大青叶和黄芩组成，共12味。本方药派给直接与SARS患者接触的高风险的医护人员服用，经观察，似有预防作用(另文发表)。从中医理论角度来分析，根据SARS的临床表现，该病应归于中医“温病”范畴，综观全方，桑菊饮用于温病初起，辛凉解表，而玉屏风散主要用于气虚症，补肺益脾，固表止汗，而黄芩与大青叶为苦寒之品，用于此方，是基于现代药理证明其有抗病毒作用。所以，整体而言，本方偏寒，主要有清热解毒作用，兼顾正气，用于此，并无大过，但若吹毛求疵，进一步分析，甘温益气之品及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讲，实无可厚非，但从中医理论来看，造成SARS流行的是湿热疫毒，病性本身属热、属实，初起病位在表，根据中医“在卫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疗原则，理应因势利导、轻清宣透伏邪为是，即使“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亦应以清养肺气为主，而甘温补益之品恐有助热生火之弊，而大队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也可能有“药过病所”、苦寒伤胃之嫌，加之香港地处中国南部，气候炎热潮湿，生活在此的人群体质具有热、湿的共性，中医主张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观，所以处方时应兼顾南方人“湿邪内伏”的体质。日后若有需要拟定抗毒补肺汤2号，应加强轻清宣透之品，减少苦寒清热之剂，同时加入祛湿之药，如选用生黄芪、白术、防风、荆芥、厚朴、扁豆、薄荷、香薷、生甘草。并期望能运用科学严谨的临床实验来观察其结果，确认有效之后，推向社会。事实上，我中心正在进行一项针对老人院人员，观察抗毒补肺汤预防流感功效的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在当今中、西医并存的社会中，我们再来探讨中医“治未病”与现代医学预防之间的异同。我们知道，预防传染病的三大原则是：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从这个角度而言，中、西医之间是存在许多共性的。比如前文所提 “避其毒气，天牝从来”的认识，这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戴口罩、穿隔离衣是一个道理。中医还提倡 “兄发病而使弟他居”， 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隔离也是一致的。在传染源的认识上，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由于“疫气”所致，而这个疫气包括现代医学所认识的各种病原体。在一种新的传染病发生初期，无论中、西医对其认识总是不足的，只不过中医的特点在于辨证，即根据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行治疗，而不是把着力点放在对病原体的认识上，换句话说，任何疾病，只要你有临床表现，中医就可以据此拿出一套治疗方案。尽管与西医寻找病原、直接对抗的方式不同，而且这种暗箱取物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颇有些玄机，但在过往中医防治瘟疫历史当中，已体现了其有效性。 “无论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当新的传染病发生，无论中医西医，都当放下异议，发扬自身优势，如中医对症状进行分析，辨证拟定普遍适用的一种或几种方药，西医则追查分辨病原体，研制针对性强的疫苗。同时，总结本次传染病特点，教育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如切断传播途径，包括隔离传染源即隔离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戴口罩，勤洗手，防治病毒从口鼻侵入人体; 如改变易感环境，使空气流畅，可防止病毒的聚集，这些都会减少感染的机会。 总之，在西医寻找病原、研制疫苗及有效治疗药物尚需一段过程的情况下，中医“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可能会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运用中医理论做指导，积极探讨各种可能的预防方式则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以上是笔者对于预防类似SARS疾病的一些认识，正确与否还和待于今后进一步通过实践去验证与完善。 在瘟疫盛行之际，要求中医给居民个别处方预防疾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参与防疫，实在必须实行层次广泛和一般性的人力须求实际的措施。传统中的使用芳草，辟其邪气，刺激机体正气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有记载。如香袋的使用，《瘟疫萃言》有言“醒头草佩带身边，名为避瘟方”;《松峰说疫》也提到“取尾松悬挂屋檐”以预防瘟疫。莫论其实际效用，起码在疫情当中，不失为一种提高广大市民警惕，积极参与防疫的群众活动，既不构成害处，同时令群众团结一致。 在“抗毒补肺汤”设计的过程中，中医专家的意见纷纭，有极具保留者，亦有宽容之见，认为只要排除极寒极热，难以保证极端反应，或可衡量疫情之急需，容忍忽视辩证论治的大原则，把统一性凌驾多样性，实在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其实，坊间对中药预防，广泛存在“先服食，后担心效能”的心态，以至成药充积。“抗毒补肺汤”不过是试图在混沌之中，谋求一些共识，祈望透过严肃的探讨研究精神，去获得客观数据，支持从中药治疗温病的历史，推广到时代需要而已。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我们恳切期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意见。参考文献：
1.程士德. 内经讲义.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2.宋乃光.温病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
3.施仁潮. 直接全面介入SARS 防治 中医中药大有用武之地－－中医药专家为SARS 防治献计献策. 浙江中医杂志.2003;(7):277-279
4.李连达.专家论治非典.天津中医药.2003;20(3):1005.郑洪新. 周学海医学全书. 北京市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作者：汪帼斌 张浪 梁秉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
㈡ 癌症复发转移中医中药治疗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承受不过来了。
◆肿瘤的治疗最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同时进行效果最好，但是单纯的西医手内术、放化疗都有很大的毒副容作用，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治疗癌症最好带患者来诊，通过望、闻、问、切结合西医检查资料，给予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样见效更快，如果患者不能来诊，家属可以带资料来诊或者把病历资料传真过来远程治疗。另外呢，我还给你说下，成都有个叫成都普济中医肿瘤医院的中医。对于这个有多年的深入研究，有自己的一套医疗方法，或许可以帮助到你。我同事的父亲自从在这里拿了中薬后，就一直稳定的活到现在还很健康。希望你能好起来。
㈢ 翻译：没有证据显示：中药可以有效的治疗SARS，即使中药，西药同时用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ne can cure SARS effectively, even with the supple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没有证据显示中药可以有效的治疗SARS，即使有西药回的辅助。
楼主我觉得答"即使有西药的辅助'与你的‘即使中药，西药同时用'有着一样的意思，楼上的硬硬翻译是不贴切与语法不顺的。
㈣ 结合中药有效成分药性的两面性,你是如何看待2003年非典期间治疗SARS中,大剂量
是多少呢到底
㈤ 如何熬煮甲型H1N1流感漱饮中药
由猪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人感染后会出现类似流感症状。
症状：
与感冒类似，出现发烧、咳嗽、疲劳、食欲不振等。
传播速度快：
人体对新变异病毒没有天然抗体。
传播方式：
打喷嚏、咳嗽和物理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新型猪流感病毒在人群间传播。
易感人群：
确诊因感染猪流感病毒而死的人大多数年龄在25岁至45岁之间，感染病毒的患者也以青壮年为主，而非老人和儿童。
预防：
充足睡眠、勤于锻炼、勤洗手、室内保持通风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治疗：
感染早期用达菲(Oseltamivir)有效。
人感染猪流感的途径：
可能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生猪或接触被猪流感病毒感染的环境，或通过与感染猪流感病毒的人发生接触。人感染猪流感后的症状与普通人流感相似，包括发热、咳嗽、喉咙痛、身体疼痛、头痛、发冷和疲劳等，有些还会出现腹泻和呕吐，重者会继发肺炎和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个人防护措施有：
避免接触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或肺炎等呼吸道病人；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尤其在咳嗽或打喷嚏后；避免接触生猪或前往有猪的场所；避免前往人群拥挤场所；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然后将纸巾丢进垃圾桶；如在境外出现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应立即就医（就医时应戴口罩），并向当地公共卫生机构和检验检疫部门说明。
应对措施：
从上述地区归国入境时，如出现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应主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说明。
从上述地区回国2周内，如出现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应及时与当地卫生疾控部门联系。
不过我可以给你温馨提示：
饮食宜清淡，少食膏粱厚味之品(易化生积热)，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简单、美味的小药膳，对预防流感也有帮助。
二白汤：葱白15g、白萝卜30g、香菜3g。加水适量，煮沸热饮。
姜枣薄荷饮：薄荷3g、生姜3g、大枣3个。生姜切丝，大枣切开去核，与薄荷共装入茶杯内，冲入沸水200—300ml，加盖浸泡5—10分钟趁热饮用。
桑叶菊花水：桑叶3g、菊花3g、芦根10g。沸水浸泡代茶频频饮服。
薄荷梨粥：薄荷3g、带皮鸭梨1个(削皮)、大枣6枚(切开去核)，加水适量，煎汤过滤。用小米或大米50g煮粥，粥熟后加入薄荷梨汤，再煮沸即可食用，平时容易“上火”的人可吃。
鲜鱼腥草30—60g，蒜汁加醋凉拌。
鲜败酱草30—60g，开水焯后，蒜汁加醋凉拌或蘸酱吃。
鲜马齿苋30—60g，开水焯后，蒜汁加醋凉拌或蘸酱吃。
赤小豆、绿豆适量熬汤服用。
绿豆60g、生甘草6g(布包)、生薏米20g熬汤后去甘草包，服用。
若口鼻干燥较重，可以棉签蘸香油外涂，具有润燥的功用。
这些可以治疗感冒，又可以防止猪流感，而且这些食物都是绿色常用的，劝你去试试，不一定吃药才能解决感冒发烧问题
㈥ 请问中医专家制疗蓝尾淡的土方子有邜上些
偏方即使中医也说不应该信。
在很多国人的朴素认识中，都认为中华民族繁衍至今是因为有中医的庇护。然而，这却是错误的认识，人类的繁衍不是任何医学的成就，而是生物的本能和进化的结果，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种的自然使命，任何生命个体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物种延续的根本方式只能是繁衍。
鼠是哺乳动物中繁殖速度最快的物种，有些种类的鼠一年可生育7、8次，每次可生育10几只。而幼鼠达到性成熟并开始生育只需一个月左右，一对鼠一年后就可繁殖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够成活，气候的变化、天敌的捕食、食物的匮乏以及疾病都会大大减少个体数量。鼠正是面对这样的严酷环境，进化出了快速的繁殖能力。
鱼类往往可以一次产出成百上千枚卵，是以数量取胜的典范。其它如蟑螂、水虱、各种微生物等，都有着强大的繁殖能力。可以说，地球上现存的物种都进化出了适应所处环境的繁殖能力，所以这些物种才历经了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漫长历程得以延续至今。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物种灭绝了。除了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的以外，气候变化、地质灾变、人类活动等是主要影响因素。比如统治地球超过一亿年的恐龙于6500年前灭绝了，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化石来领略昔日地球霸主的雄姿。疾病从来都不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即便是烈性传染病也很难使一个物种彻底消失。生物的繁衍是自然法则赋予的本能，物种的延续不依赖任何医学，除了人类，其它物种也不掌握医学知识和技术。没有医学，地球上依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人类无疑是进化最成功的物种，虽然人类的生殖能力不算强大，但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其它物种所无法比拟的。既然有那么多物种不会因疾病灭绝，作为地球统治者的人类自然也不会被疾病消灭。
人类的祖先类人猿生活在数百万年前，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是没有医学的。大约距今二十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开始向全球扩散。数万年前，人类到达中国这片土地，并开始了世世代代的繁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各民族都还没有产生医学。即便是最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医学也不过只有数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直至距今2000年左右才出现了医学的萌芽，可见，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样，都不是依赖医学才得以繁衍的。假设没有中医，中华民族也不会灭绝。
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数量庞大是中医的功劳。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种群的数量是否庞大，要参照其所占有环境空间的大小。中华民族虽然人口众多，但因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并不是很高。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而论，中国为139，英国为256，印度为362，巴林为1827。这不能说明巴林的传统医学就是最领先的。人口密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技术、传统文化等等。物种本身的因素主要是生殖能力和平均寿命，众所周知，不论是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的生殖能力，医学能改变的只有平均寿命。
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提高也得益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土豆、薯类、玉米的引进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幅提高，因饥饿所导致的死亡大为减少。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初步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后，疾病就成为决定人类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战胜疾病成为人类面临的更加棘手的问题。经过数千年的努力，西方传统医学逐渐发展成现代医学，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以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然而在对抗疾病的努力中，中医没有做出贡献。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疾病过早死亡。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不是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死因主要是传染病，其次为慢性病。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此外，皇室成员与达官显贵并不存在战争与灾祸的风险，他们的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与平民并无明显区别。例如清朝历代皇帝共生育了近200名子女，平均寿命仅为30岁左右。皇室成员享受着最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不可能因饥饿或天灾人祸死亡，基本上都是死于疾病。而拥有最佳医疗服务的皇子皇女们并没有得益于中医的护佑。
瘟疫是人类遇到的重大困难，在现代医学产生和发展之前，各种传染性疾病时常肆虐，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据史料记载，自东汉末年始，瘟疫爆发并肆虐于中国。爆发频率为有史以来罕见，最凶险的状态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五行志注引》云：“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心焦，以为至忧。”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连医圣家族都是这样的惨状，可见瘟疫的凶猛和中医的无能。由此导致的民不聊生和社会动荡也是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此后直至民国时期，传染病反复在中国爆发流行，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医对瘟疫一直束手无策。
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基本上一无所知。在秦朝之前，中医认为传染病是鬼神作祟，多以傩（驱鬼的仪式）来应对；到了汉朝，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认为瘟疫是因气候不正产生瘴气所致，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气候的变化；宋代以后又产生了胎毒之说，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胎毒。
当然不能过于苛求古人，古人不知道还有微生物这样一类生物，更不知道致病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病因。所以古人只能对传染病进行猜测和想象，众说纷纭、谬误百出也是必然的。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完全处于胡思乱想、一无所能的状态, 这是历史事实。
在现代医学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健康只能听天由命。随着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中国人的生命才得以挽救。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运用现代医学的知识，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而当时著名的老中医以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的患者则全部死亡，老中医自己也未能幸免，家属甚至将其抛尸街头。
天花的防治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法预防天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这大大影响了中医的可信度和利益，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利益群体。
中医界把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更是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在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花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继续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即中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2005年为19‰。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随着现代医学的普及，中国人的死亡率连年显著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2005年达73岁。
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和残忍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而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中华民族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的悲惨境地。回顾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㈦ 请 阐述或比较一下“中医”与“西医”
是什么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来源: 中国科技信息
困境重重 中医不“中”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导致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药品管理法》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中医药管理条例》也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医药发展。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尊重国情 谋求振兴
充分保障13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85%的人口（90%以上的农民、50%左右的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实践表明，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10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100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18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4倍。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2001年的GDP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水平（这需要1.25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实际为5150亿元，占GDP的5.3%，相差约60%）。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世界平均为30％。
2．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90%，且无后遗症。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抗击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中医的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1/4，民间诊所更高达63%。
3．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70年代，我国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使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2亿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4、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中医药人才工程：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此外，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科研必须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的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此外，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同时，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
中药产业发展工程：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10―20%。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三是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乡村中医药工程：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四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五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否则难以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宪法精神。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
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否定了中医,时至今日，日本已没有中医。这是个大教训。我国虽将“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但要在具体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实宪法，还须下大功夫。
一要组织中医药专家和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专家，对涉及中医药的所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凡有碍中医药正常发展之规定，或是修订，或是废止。二要加快中医药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中医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护特种中医药的专门政策法规，像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一样，保护中医药典籍、传统配方验方、中医秘术秘方和新中医药成果。四要在医疗卫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贯彻中西医地位平等、一视同仁原则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应体现对中医药的鼓励和扶持。
今年2月，全国100多名著名中医师，联名上书党中央及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呼吁书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会出了不可磨来的贡献，是解决我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健。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如果无所作为，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㈧ 中医中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吗能治愈当然好!但是希望不要坑害病人!
不能。
中华民族的繁衍与中医无关
在很多国人的朴素认识中，都认为中华民族繁衍至今是因为有中医的庇护。然而，这却是错误的认识，人类的繁衍不是任何医学的成就，而是生物的本能和进
化的结果，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种的自然使命，任何生命个体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物种延续的根本方式只能是繁衍。
鼠是哺乳
动物中繁殖速度最快的物种，有些种类的鼠一年可生育7、8次，每次可生育10几只。而幼鼠达到性成熟并开始生育只需一个月左右，一对鼠一年后就可繁殖出一
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够成活，气候的变化、天敌的捕食、食物的匮乏以及疾病都会大大减少个体数量。鼠正是面对这样的严酷环境，进化
出了快速的繁殖能力。
鱼类往往可以一次产出成百上千枚卵，是以数量取胜的典范。其它如蟑螂、水虱、各种微生物等，都有着强大的繁殖能力。可以说，地球上现存的物种都进化出了适应所处环境的繁殖能力，所以这些物种才历经了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漫长历程得以延续至今。
当
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物种灭绝了。除了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的以外，气候变化、地质灾变、人类活动等是主要影响因素。比如统治地球超过一亿年的恐龙于
6500年前灭绝了，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化石来领略昔日地球霸主的雄姿。疾病从来都不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即便是烈性传染病也很难使一个物种彻底消失。
生物的繁衍是自然法则赋予的本能，物种的延续不依赖任何医学，除了人类，其它物种也不掌握医学知识和技术。没有医学，地球上依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
性。
人类无疑是进化最成功的物种，虽然人类的生殖能力不算强大，但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其它物种所无法比拟的。既然有那么多物种不会因疾病灭绝，作为地球统治者的人类自然也不会被疾病消灭。
人
类的祖先类人猿生活在数百万年前，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是没有医学的。大约距今二十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开始向全球扩散。数万年前，人类到达中国这片土地，并开
始了世世代代的繁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各民族都还没有产生医学。即便是最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医学也不过只有数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直至距今2000年
左右才出现了医学的萌芽，可见，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样，都不是依赖医学才得以繁衍的。假设没有中医，中华民族也不会灭绝。
也有人认为，中
华民族人口众多、数量庞大是中医的功劳。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种群的数量是否庞大，要参照其所占有环境空间的大小。中华民族虽然人口众多，但因为
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并不是很高。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而论，中国为139，英国为256，印度为362，巴林为1827。这不能说明巴林的传统医学
就是最领先的。人口密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技术、传统文化等等。物种本身的因素主要是生殖能力和平均寿命，众所周知，不论是
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的生殖能力，医学能改变的只有平均寿命。
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
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提高也得益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土豆、薯类、玉米的引进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幅提高，因饥饿所导
致的死亡大为减少。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初步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后，疾病就成为决定人类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
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战胜疾病成为人类面临的更加棘手的问题。经过数千年的努力，西方传统医学逐渐发展成现代医学，大大
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以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然而在对抗疾病的努力
中，中医没有做出贡献。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
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疾病过早死亡。
据
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
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
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
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
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不是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死因主要是传染病，其次为慢性
病。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此外，皇室成
员与达官显贵并不存在战争与灾祸的风险，他们的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与平民并无明显区别。例如清朝历代皇帝共生育了近200名子女，平均寿命仅为30岁左右。
皇室成员享受着最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不可能因饥饿或天灾人祸死亡，基本上都是死于疾病。而拥有最佳医疗服务的皇子皇女们并没有得益于中医的护佑。
瘟
疫是人类遇到的重大困难，在现代医学产生和发展之前，各种传染性疾病时常肆虐，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据史料记载，自东汉末年始，瘟疫爆发并肆虐于中国。
爆发频率为有史以来罕见，最凶险的状态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五行志注引》云：“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心焦，以为至忧。”张仲景在《伤寒杂病
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连医圣家族都是这样的惨状，可见瘟疫的
凶猛和中医的无能。由此导致的民不聊生和社会动荡也是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此后直至民国时期，传染病反复在中国爆发流行，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医
对瘟疫一直束手无策。
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基本上一无所知。在秦朝之前，中医认为传染病是鬼神作祟，多以傩（驱鬼的仪式）
来应对；到了汉朝，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认为瘟疫是因气候不正产生瘴气所致，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气候的变化；
宋代以后又产生了胎毒之说，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胎毒。
当然不能过于苛求古人，古人不知道还有微生物这样一类生物，更不知道致病微生物才是传
染病的病因。所以古人只能对传染病进行猜测和想象，众说纷纭、谬误百出也是必然的。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
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完全处于胡思乱想、一无所能的状态, 这是历史事实。
在现代医学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健康只
能听天由命。随着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中国人的生命才得以挽救。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
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运用现代医学的知识，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
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而当时著名的老中医以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的患者则全部死亡，老中医自己也未能幸免，家属甚至将其抛尸街头。
天
花的防治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法预防天花取得了令人
震惊的效果，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这大大影响了中医的可信度和利益，
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利益群体。
中医界把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
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更是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
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在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花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
咒。中医界置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中医骗子得以在万
众尸骨上继续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即中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
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
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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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50年代初，政府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
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
1966年才最终消灭。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
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
年代为34‰，2005年为19‰。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
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随着现代医学的普及，中国人的死亡率连年显著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2005年达73岁。
中
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
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
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和残忍的
行为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
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
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而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
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中华民族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的悲惨境地。回顾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
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㈨ SARS到底是西医治好的还是中医治好的中医在今后发展趋势如何请详细解答！
楼上的。你要脸不？你知道现在北京很大一拨人在和政府扯皮吗？就是因为SARS 的后遗症同样在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邓铁涛用中药治疗SARS没人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