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治療瘟疫的中葯

Ⅰ 古代中醫對待瘟疫，是一人一方辨證治療，還是萬人一方呢

古代中醫治療瘟疫，一樣也是“萬人一方”。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傳統醫學，也就是現代我們稱之為“中醫”的醫學，毫無疑問是我國文明史，乃至於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顆文化瑰寶，至今還作為我國主流的醫療體系中的一部分出現。隨著近期“新冠病毒”的肆虐，似乎我們的中醫中葯，又受到了當初SARS時期的“捷報連連”，好像中醫對抗瘟疫，是“手到擒來”一樣。古代中醫對抗瘟疫，是一人一方，還是萬人一方呢？

綜上所述，古代中醫對抗瘟疫，也是“萬人一方”。

Ⅱ 中國歷史上瘟疫都發生在什麼時候有哪些防治經驗

瘟疫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成長，時不時地暴發。它是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總稱，種類非常多，天花、傷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們熟知的瘟疫。瘟疫的傳播性強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談疫色變。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關於疫災的記載。殷墟甲骨文中有關於「疾年」的記載，表達出當時人對瘟疫的初步認識。秦漢以來，有關於瘟疫的記載較為豐富，對於我們認識歷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幫助。總體上看，中國的疫災頻度總體上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

漢代發生的瘟疫明確記載的有42次，主要發生在三類地區：一是南方和東部等氣候溫暖濕潤地區，二是人口眾多的京師洛陽，三是行軍打仗中。東漢時，南方多次發生大規模的疫病，主要發生在長江中下游的荊州、九江、廬江、會稽諸郡；首都洛陽共有5次疫病發生，這顯然與京師人口眾多，疫病容易流行有關。疫災與自然災害的關系也很緊密，數據顯示，水、旱、飢荒與疫災的關系最為緊密。

一、暴發時間一般較長，短暫幾個月，長則數年。這對疫區的民眾來說殺傷力大，死亡率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後期大規模暴發，容易動搖政府的統治。東漢、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發生多次大規模瘟疫，特別是東三省的鼠疫，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擊。

二、范圍較廣，每次疫災可能涉及多省，每個時期涉及多地。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中下游地區是重災區，都城是重災地，這與人口密集有很大關系。

三、從季節來看，春夏季較多，秋冬季較少。我們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氣轉暖後自然消失。

在與瘟疫長期斗爭中，中國人民積累了豐富的防疫經驗。一是通過祈福、求神實施禳災，二是政府積極指導救治。歷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醫等到疫區調查，治療，送葯，另一方面會組織患者隔離。唐政府曾屢次命令地方各州謄抄葯方、方劑，控制疫病傳播，抵制巫醫誤診，玄宗時下令抄寫南朝時期陶弘景撰寫的《神農百草經》，不久又組織編撰頒布《廣濟方》。可以看出中醫應對瘟疫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經驗。

瘟疫傳染性強，及時處理屍體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歷代政府和慈善組織、個人都有出資掩埋屍體的措施。

實際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們並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當時究竟是如何消失，我們其實長時期也不清楚。中外歷史上，瘟疫橫行曾多次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難以避免，成為大自然與人類相處的方式之一，人類雖然不歡迎它們，但要有接受它們的心態。

大災大難時，肯定會造成大規模的損失，瘟疫首先會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會帶來大量的次生災害，短期內肯定會帶來經濟的衰落，但多難興邦，一般都會走出來，迎來下一階段的繁榮，社會還會煥發新機。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時持續了7年（1347-1353），歐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卻因為對死亡的恐懼，開始了身體解剖和思想的啟蒙，誕生了歐洲文藝復興。瘟疫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促進了社會的新陳代謝。

瘟疫暴發，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會折射世間萬象，特殊時期，也更考驗人性，出現各種平時無法想到的狀況。對於處於困境時期的人類來說，如何生存下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防護物資緊缺，生活、生產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提醒我們在保護好自身安全的情況下，要做好打持久戰的准備，互相支持，盡量節省物資，好鋼用在刀刃上，不要隨意浪費！

我們所煩惱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會發生，但未雨綢繆，還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邊的條件多保護自己，關愛他人，病毒早晚都會消失，不要過於驚慌，實際上，恐慌用來對付病毒這樣看不見的敵人是沒有用的。大家熬過這次疫情，各國經濟會逐步恢復，當然，有些國家恢復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產業布局、組織形式，甚至人們的思維方式，因為這次疫情會發生改變。

Ⅲ 中國古代有什麼重大瘟疫及具體發生年限

根據歷史的記載，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瘟疫有700多次。許多種類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亂、斑疹傷寒等傳染病、流行病都曾襲擊過這片土地。不過古人限於對疾病的認識水平，常把這類瘟疫通稱為「疫」或「疫癘」。而出現於東漢末年的瘟疫來勢兇猛，為禍劇烈，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再次是影響了局部戰爭的進程。據文獻記載，整個三國時期，發生瘟疫次數多達22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赤壁之戰。曹操統帥的20多萬大軍，在作戰過程中，由於突遭瘟疫，戰鬥力急劇下降。《三國志》記載：「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假如曹操軍隊沒有瘟疫的影響，三國時期的歷史或許會改寫。

Ⅳ 古代人是如何治療瘟疫的

一般也是隔離居多吧

Ⅳ 古代是如何防治瘟疫的（時間是清朝以前）

1、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2、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3、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4、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5、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6、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Ⅵ 古人怎麼治瘟疫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Ⅶ 中國歷史上記載的瘟疫

中國歷史上爆發過的有雲南鼠疫、香港鼠疫和東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桿菌借鼠蚤傳播為主的烈性傳染病，系廣泛流行於野生嚙齒動物間的一種自然疫源性疾病。臨床上表現為發熱、嚴重毒血症症狀、淋巴結腫大、肺炎、出血傾向等。

一、雲南鼠疫

1855年中國雲南首先發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廣東爆發，並傳至香港，耶爾森在世界上首次分離出鼠疫桿菌。經過航海交通，最終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1898年，爆發於印度孟買的大鼠疫，使上千萬印度人喪生。

在中國和印度便導致約1200萬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續至1959年，當全球死亡人數少於250人方才正式結束。

(7)中國歷史治療瘟疫的中葯擴展閱讀

鼠疫的傳播和預防

一、傳染源

為感染動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動物常見有嚙齒類動物和野生食肉動物，如灰旱獺、紅旱獺、喜馬拉雅旱獺和長尾黃鼠等。

二、傳播途徑

1、蚤叮咬的傳播方式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後再叮咬人，或剝取染疫旱獺皮或剝食其它染疫動物，此類傳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敗血型鼠疫。

2、人-人傳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觸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後，經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種方式感染的主要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對鼠疫普遍易感。疫區從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獵殺、剝食旱獺的獵人、牧民接觸染疫動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於一般人群。

Ⅷ 治療瘟疫必須用的中草葯材

瘟疫有很多種,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等
用中草葯材要辯證論治
沒有哪一種中草葯能治所有的瘟疫

Ⅸ 中國古代有哪幾位著名的治療瘟疫的神醫

6 吳瑭

Ⅹ 治療瘟疫的中葯是什麼

清瘟敗毒散。 追問： 怎麼配製這種 葯散 ？ 回答： 丹皮10g，生石膏30g，桅炭10g，甘草回3g，竹葉5g，犀角(水牛角答)20g， 玄參 10g， 連翹 10g，生地10g，黃芩10g，赤芍10g，桔梗10共研末，每次服10g日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