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誰知道中葯預防瘟疫可行嗎--從中醫角度談瘟疫的預防
有人初步估算，SARS給全球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對人類因精神恐慌造成的損傷更是不易估量。如今，瘟疫過後，痛定思痛，在下一次類似SARS的瘟疫侵犯我們之前，中醫應該做些什麼，中醫葯應該在預防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首先，我們從中醫文獻中尋找預防的理論依據。人體發病的關鍵，取決於機體抗病邪的能力，《內經》曰：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1]。 著名溫病學家吳又可也指出：「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2]。他還說：「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2]當人體寒溫失調，起居失常，飲食不節，正氣受損，衛外能力下降時，風熱病邪可乘虛侵入機體，導致本病發生。除此之外，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氣候變化有正常變化，也有反常變化。如果春季應溫反熱，氣溫上升較快較早，起伏變化較大，這種反常的氣候變化就容易引起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因此，古人十分注意觀測氣候變化規律與疾病的關系，以防患於未然。這些記述並非迷信或占卜之辭，而是古人在天地人一體思想指導下，對氣候變化和疾病相關性長期觀測、追蹤的歸納總結，其目的在於有備無患。對瘟疫的預防，《內經》提出了安正避邪的總原則。一方面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這一為大家所熟知的原則；另一方面還強調必須遵守「避其毒氣，天牝從來」[1]這一被忽視的避邪原則。「天牝」，指鼻孔，就是說，一定要避免從呼吸道傳染「毒氣」。
由上述理論，我們可以看到，沒有厲氣，即無傳染源存在的時候，人們無需祛邪，只需扶正。未毒先解，把治療葯當成預防葯使用的作法是不正確的。從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我國有人把一些清熱解毒中葯，如板藍根、大青葉、金銀花之類當成預防流感、上感之類病的葯物，孰不知「是葯三分毒」! 中葯是 「聚毒葯以供醫事」，以葯物之偏性，糾正人體之偏性，對未病之人多用祛邪之葯，勢必損傷正氣，如補氣葯吃多了上火，清熱解毒葯吃多了腹瀉，與預防發病的初衷南轅北轍。如同抗生素一樣，沒有人會好好的服用抗生素預防細菌感染。現若出現病未預防，又變生他病，是葯之過，方之過，抑或是人之過？所以，筆者認為，健康人無需服用中葯預防。預防涉及社會、生活、心理、衛生習慣、道德等多方面有關因素，要想正氣充沛，完全有其它方法可以做到，如中醫養生之道就提倡：①起居有常，生活有規律，善於運動而提高體質；②飲食有節，合理飲食為要；③精神內守，保持良好的心情，消除恐懼、焦慮，心靜神安，為健康長壽之要。 一旦瘟疫降臨，陸續出現了感染者，那麼易感人群在盡量「避其毒氣」的基礎上，就要考慮葯物預防了。那麼，是不是所有人都選用同一葯方呢？按照中醫理論及歷代中醫名家經驗，最好聽取中醫師的建議，按照各人體質的偏勝偏衰，辨證用葯糾偏，如陰虛則滋陰，陽虛則扶陽，氣虛則補氣，血虛則養血，偏寒者需溫，偏熱者需清，偏濕者宜淡滲分泄，關鍵在於調理體內的氣血、陰陽、寒熱，達到內環境的相對平衡，並保持內環境與外環境的協調一致，以達到「陰平陽秘」，邪不可乾的狀態。 雖然扶正祛邪最好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進行，因為用一個或數個處方，去預防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時間，尤其是不同體質人群的發病，失去了中醫因人、因時、因地的三因制宜治療原則。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中醫學的辨證施治是一大優勢，但也造成一些局限，如六七十年代腺病毒肺炎、麻疹肺炎一度流行，蒲輔周老先生到兒童醫院治療腺病毒肺炎，效果極好[3]。可是因為蒲老的那一套經驗辨證施治變化莫測，二十幾個方子、五六個原則，不好掌握，難於推廣。而兒童醫院王鵬飛的方子就八味葯，相對固定，效果也不錯，最終得以推廣[4]。況且疫情一旦來襲，時間就是生命，根據疫病發病特點即某一疫病皆有相同症狀，來追求治療的針對性是可行的。其實這個觀點古而有之，吳又可在《瘟疫論》中說：「然則何以知其為疫？蓋脈證或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纖悉相同，至於用葯、取效，毫無差別」[2]。因此要重視「辨病論治」、專病專方。吳又可深刻指出：「一病只有一葯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位加減之勞矣。」「北方天氣之化皆燥，人身呼吸腠理之間，皆燥化也」，「南方天地之氣化皆濕，人身呼吸腠理之間皆濕化也」[5]。由此推之，疫病初起時期，對易感人群的保護也是爭分奪秒地緊張，這時，每一地域針對性地使用同一方葯預防是可能的，當然，在治病救人的緊要關頭，討論應該用一條方或多條方葯是無謂的，因為沒有科學實驗證據證明怎樣運用中葯更為合理有效，只要不犯「虛虛實實」的錯誤，均可一試。在沒有傳染病的「和平年代」，我們應著眼於提高免疫功能，同時要有流行病學的科研數據來支持。在有能力的情況下，建議聯合疾病控制中心在小區方面做一些研究。比如針對流行性感冒這種常見的傳染病，中醫葯界應該做葯物篩選研究，這些篩選可與中醫理論思路結合起來，如對清熱解毒方葯或芳香化濁方葯這些不同種類的葯方做一些系統研究，不僅為預防流感，對今後開發中葯新葯也有幫助。 在SARS在香港肆虐期間，我們中醫葯研究所就依據人們共同面對的SARS的性質、病因病機，以及人們共同生活的地域的特點，擬定易感人群適用的千人一方---抗毒補肺湯，由桑菊飲合玉屏風散，即桑葉、菊花、杏仁、連翹、薄荷、桔梗、生甘草、蘆根、黃芪、防風，再加上現代葯理證實有抗病毒作用的大青葉和黃芩組成，共12味。本方葯派給直接與SARS患者接觸的高風險的醫護人員服用，經觀察，似有預防作用(另文發表)。從中醫理論角度來分析，根據SARS的臨床表現，該病應歸於中醫「溫病」范疇，綜觀全方，桑菊飲用於溫病初起，辛涼解表，而玉屏風散主要用於氣虛症，補肺益脾，固表止汗，而黃芩與大青葉為苦寒之品，用於此方，是基於現代葯理證明其有抗病毒作用。所以，整體而言，本方偏寒，主要有清熱解毒作用，兼顧正氣，用於此，並無大過，但若吹毛求疵，進一步分析，甘溫益氣之品及清熱解毒葯的應用，從增強人體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講，實無可厚非，但從中醫理論來看，造成SARS流行的是濕熱疫毒，病性本身屬熱、屬實，初起病位在表，根據中醫「在衛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療原則，理應因勢利導、輕清宣透伏邪為是，即使「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扶正亦應以清養肺氣為主，而甘溫補益之品恐有助熱生火之弊，而大隊清熱解毒葯的應用也可能有「葯過病所」、苦寒傷胃之嫌，加之香港地處中國南部，氣候炎熱潮濕，生活在此的人群體質具有熱、濕的共性，中醫主張天、地、人合一的整體觀，所以處方時應兼顧南方人「濕邪內伏」的體質。日後若有需要擬定抗毒補肺湯2號，應加強輕清宣透之品，減少苦寒清熱之劑，同時加入祛濕之葯，如選用生黃芪、白術、防風、荊芥、厚朴、扁豆、薄荷、香薷、生甘草。並期望能運用科學嚴謹的臨床實驗來觀察其結果，確認有效之後，推向社會。事實上，我中心正在進行一項針對老人院人員，觀察抗毒補肺湯預防流感功效的大規模隨機雙盲對照研究。 在當今中、西醫並存的社會中，我們再來探討中醫「治未病」與現代醫學預防之間的異同。我們知道，預防傳染病的三大原則是：消除傳染源、切斷傳染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從這個角度而言，中、西醫之間是存在許多共性的。比如前文所提 「避其毒氣，天牝從來」的認識，這與現代醫學所提倡的戴口罩、穿隔離衣是一個道理。中醫還提倡 「兄發病而使弟他居」， 這與現代醫學所說的隔離也是一致的。在傳染源的認識上，中醫認為傳染病是由於「疫氣」所致，而這個疫氣包括現代醫學所認識的各種病原體。在一種新的傳染病發生初期，無論中、西醫對其認識總是不足的，只不過中醫的特點在於辨證，即根據病原體進入人體後邪氣與正氣斗爭所表現的證候進行治療，而不是把著力點放在對病原體的認識上，換句話說，任何疾病，只要你有臨床表現，中醫就可以據此拿出一套治療方案。盡管與西醫尋找病原、直接對抗的方式不同，而且這種暗箱取物的方式在今天看來頗有些玄機，但在過往中醫防治瘟疫歷史當中，已體現了其有效性。 「無論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當新的傳染病發生，無論中醫西醫，都當放下異議，發揚自身優勢，如中醫對症狀進行分析，辨證擬定普遍適用的一種或幾種方葯，西醫則追查分辨病原體，研製針對性強的疫苗。同時，總結本次傳染病特點，教育民眾如何保護自己，如切斷傳播途徑，包括隔離傳染源即隔離疑似病人或確診病人，戴口罩，勤洗手，防治病毒從口鼻侵入人體; 如改變易感環境，使空氣流暢，可防止病毒的聚集，這些都會減少感染的機會。 總之，在西醫尋找病原、研製疫苗及有效治療葯物尚需一段過程的情況下，中醫「以不變應萬變」的特點，可能會顯示出更多的靈活性和強大的生命力。運用中醫理論做指導，積極探討各種可能的預防方式則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以上是筆者對於預防類似SARS疾病的一些認識，正確與否還和待於今後進一步通過實踐去驗證與完善。 在瘟疫盛行之際，要求中醫給居民個別處方預防疾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參與防疫，實在必須實行層次廣泛和一般性的人力須求實際的措施。傳統中的使用芳草，辟其邪氣，刺激機體正氣的方法，在中國和西方社會都有記載。如香袋的使用，《瘟疫萃言》有言「醒頭草佩帶身邊，名為避瘟方」;《松峰說疫》也提到「取尾松懸掛屋檐」以預防瘟疫。莫論其實際效用，起碼在疫情當中，不失為一種提高廣大市民警惕，積極參與防疫的群眾活動，既不構成害處，同時令群眾團結一致。 在「抗毒補肺湯」設計的過程中，中醫專家的意見紛紜，有極具保留者，亦有寬容之見，認為只要排除極寒極熱，難以保證極端反應，或可衡量疫情之急需，容忍忽視辯證論治的大原則，把統一性凌駕多樣性，實在屬於實事求是的做法。其實，坊間對中葯預防，廣泛存在「先服食，後擔心效能」的心態，以至成葯充積。「抗毒補肺湯」不過是試圖在混沌之中，謀求一些共識，祈望透過嚴肅的探討研究精神，去獲得客觀數據，支持從中葯治療溫病的歷史，推廣到時代需要而已。在不斷的實踐當中，我們懇切期望得到各位前輩的指導和意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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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連達.專家論治非典.天津中醫葯.2003;20(3):1005.鄭洪新. 周學海醫學全書. 北京市 : 中國中醫葯出版社, 1999 作者：汪幗斌 張浪 梁秉中(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葯研究所)
㈡ 癌症復發轉移中醫中葯治療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承受不過來了。
◆腫瘤的治療最好是中西醫結合治療同時進行效果最好，但是單純的西醫手內術、放化療都有很大的毒副容作用，可能會留下後遺症。治療癌症最好帶患者來診，通過望、聞、問、切結合西醫檢查資料，給予有針對性的治療，這樣見效更快，如果患者不能來診，家屬可以帶資料來診或者把病歷資料傳真過來遠程治療。另外呢，我還給你說下，成都有個叫成都普濟中醫腫瘤醫院的中醫。對於這個有多年的深入研究，有自己的一套醫療方法，或許可以幫助到你。我同事的父親自從在這里拿了中薬後，就一直穩定的活到現在還很健康。希望你能好起來。
㈢ 翻譯：沒有證據顯示：中葯可以有效的治療SARS，即使中葯，西葯同時用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ne can cure SARS effectively, even with the supple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沒有證據顯示中葯可以有效的治療SARS，即使有西葯回的輔助。
樓主我覺得答"即使有西葯的輔助'與你的『即使中葯，西葯同時用'有著一樣的意思，樓上的硬硬翻譯是不貼切與語法不順的。
㈣ 結合中葯有效成分葯性的兩面性,你是如何看待2003年非典期間治療SARS中,大劑量
是多少呢到底
㈤ 如何熬煮甲型H1N1流感漱飲中葯
由豬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傳染病，人感染後會出現類似流感症狀。
症狀：
與感冒類似，出現發燒、咳嗽、疲勞、食慾不振等。
傳播速度快：
人體對新變異病毒沒有天然抗體。
傳播方式：
打噴嚏、咳嗽和物理接觸都有可能導致新型豬流感病毒在人群間傳播。
易感人群：
確診因感染豬流感病毒而死的人大多數年齡在25歲至45歲之間，感染病毒的患者也以青壯年為主，而非老人和兒童。
預防：
充足睡眠、勤於鍛煉、勤洗手、室內保持通風等，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治療：
感染早期用達菲(Oseltamivir)有效。
人感染豬流感的途徑：
可能是通過接觸受感染的生豬或接觸被豬流感病毒感染的環境，或通過與感染豬流感病毒的人發生接觸。人感染豬流感後的症狀與普通人流感相似，包括發熱、咳嗽、喉嚨痛、身體疼痛、頭痛、發冷和疲勞等，有些還會出現腹瀉和嘔吐，重者會繼發肺炎和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個人防護措施有：
避免接觸流感樣症狀（發熱，咳嗽，流涕等）或肺炎等呼吸道病人；注意個人衛生，經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尤其在咳嗽或打噴嚏後；避免接觸生豬或前往有豬的場所；避免前往人群擁擠場所；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遮住口鼻，然後將紙巾丟進垃圾桶；如在境外出現流感樣症狀（發熱，咳嗽，流涕等），應立即就醫（就醫時應戴口罩），並向當地公共衛生機構和檢驗檢疫部門說明。
應對措施：
從上述地區歸國入境時，如出現流感樣症狀（發熱、咳嗽、流涕等），應主動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說明。
從上述地區回國2周內，如出現流感樣症狀（發熱、咳嗽、流涕等），應及時與當地衛生疾控部門聯系。
不過我可以給你溫馨提示：
飲食宜清淡，少食膏粱厚味之品(易化生積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簡單、美味的小葯膳，對預防流感也有幫助。
二白湯：蔥白15g、白蘿卜30g、香菜3g。加水適量，煮沸熱飲。
姜棗薄荷飲：薄荷3g、生薑3g、大棗3個。生薑切絲，大棗切開去核，與薄荷共裝入茶杯內，沖入沸水200—300ml，加蓋浸泡5—10分鍾趁熱飲用。
桑葉菊花水：桑葉3g、菊花3g、蘆根10g。沸水浸泡代茶頻頻飲服。
薄荷梨粥：薄荷3g、帶皮鴨梨1個(削皮)、大棗6枚(切開去核)，加水適量，煎湯過濾。用小米或大米50g煮粥，粥熟後加入薄荷梨湯，再煮沸即可食用，平時容易「上火」的人可吃。
鮮魚腥草30—60g，蒜汁加醋涼拌。
鮮敗醬草30—60g，開水焯後，蒜汁加醋涼拌或蘸醬吃。
鮮馬齒莧30—60g，開水焯後，蒜汁加醋涼拌或蘸醬吃。
赤小豆、綠豆適量熬湯服用。
綠豆60g、生甘草6g(布包)、生薏米20g熬湯後去甘草包，服用。
若口鼻乾燥較重，可以棉簽蘸香油外塗，具有潤燥的功用。
這些可以治療感冒，又可以防止豬流感，而且這些食物都是綠色常用的，勸你去試試，不一定吃葯才能解決感冒發燒問題
㈥ 請問中醫專家制療藍尾淡的土方子有邜上些
偏方即使中醫也說不應該信。
在很多國人的樸素認識中，都認為中華民族繁衍至今是因為有中醫的庇護。然而，這卻是錯誤的認識，人類的繁衍不是任何醫學的成就，而是生物的本能和進化的結果，中華民族也不例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種的自然使命，任何生命個體的壽命都是有限的, 物種延續的根本方式只能是繁衍。
鼠是哺乳動物中繁殖速度最快的物種，有些種類的鼠一年可生育7、8次，每次可生育10幾只。而幼鼠達到性成熟並開始生育只需一個月左右，一對鼠一年後就可繁殖出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的個體都能夠成活，氣候的變化、天敵的捕食、食物的匱乏以及疾病都會大大減少個體數量。鼠正是面對這樣的嚴酷環境，進化出了快速的繁殖能力。
魚類往往可以一次產出成百上千枚卵，是以數量取勝的典範。其它如蟑螂、水虱、各種微生物等，都有著強大的繁殖能力。可以說，地球上現存的物種都進化出了適應所處環境的繁殖能力，所以這些物種才歷經了千百萬年甚至上億年的漫長歷程得以延續至今。
當然，在漫長的歷史中，有很多物種滅絕了。除了在自然選擇中被淘汰的以外，氣候變化、地質災變、人類活動等是主要影響因素。比如統治地球超過一億年的恐龍於6500年前滅絕了，今天的人們只能通過化石來領略昔日地球霸主的雄姿。疾病從來都不是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即便是烈性傳染病也很難使一個物種徹底消失。生物的繁衍是自然法則賦予的本能，物種的延續不依賴任何醫學，除了人類，其它物種也不掌握醫學知識和技術。沒有醫學，地球上依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生物多樣性。
人類無疑是進化最成功的物種，雖然人類的生殖能力不算強大，但適應環境的能力是其它物種所無法比擬的。既然有那麼多物種不會因疾病滅絕，作為地球統治者的人類自然也不會被疾病消滅。
人類的祖先類人猿生活在數百萬年前，在這段歷史長河中是沒有醫學的。大約距今二十萬年前，人類從非洲開始向全球擴散。數萬年前，人類到達中國這片土地，並開始了世世代代的繁衍。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各民族都還沒有產生醫學。即便是最悠久的美索不達米亞古醫學也不過只有數千年歷史。中華民族直至距今2000年左右才出現了醫學的萌芽，可見，中華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樣，都不是依賴醫學才得以繁衍的。假設沒有中醫，中華民族也不會滅絕。
也有人認為，中華民族人口眾多、數量龐大是中醫的功勞。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一個種群的數量是否龐大，要參照其所佔有環境空間的大小。中華民族雖然人口眾多，但因為幅員遼闊，人口密度並不是很高。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而論，中國為139，英國為256，印度為362，巴林為1827。這不能說明巴林的傳統醫學就是最領先的。人口密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生產技術、傳統文化等等。物種本身的因素主要是生殖能力和平均壽命，眾所周知，不論是各民族的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都不能從根本上提高人類的生殖能力，醫學能改變的只有平均壽命。
早期人類的平均壽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決定的，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困擾人類的食物短缺問題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緩解。經過數千年的努力，人類平均壽命從不足20歲達到了35歲左右。雖然不同地區實現這一目標有先有後，但其過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國人平均壽命的提高也得益於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如土豆、薯類、玉米的引進使農作物的產量大幅提高，因飢餓所導致的死亡大為減少。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人口數量得以顯著增加。
初步解決了食物問題以後，疾病就成為決定人類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會經濟問題退居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構成中佔有大部分比例，戰勝疾病成為人類面臨的更加棘手的問題。經過數千年的努力，西方傳統醫學逐漸發展成現代醫學，大大降低了人類的死亡率並顯著延長了平均壽命，20世紀抗生素的發明以後，發達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達到了70 歲左右。
然而在對抗疾病的努力中，中醫沒有做出貢獻。據歷史資料記載及學者考證，中國人歷代平均壽命為，夏商時期不超過18歲、周秦約為20歲、兩漢22歲、唐代27歲、宋代30歲、清代33歲、民國35歲。中國人平均壽命長期處於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過高和死亡年齡過低，在自然衰老導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疾病過早死亡。
據金陵大學1929～1931年的調查資料，部分農村人口死亡率為28‰，嬰兒死亡率為156‰，平均壽命為34～35歲。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回顧性抽樣調查資料顯示，1944～1949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01‰，平均壽命為39歲左右。匯總數據後一般認為，20世紀的前50年，中國人口的死亡率約為20～25‰，嬰兒的死亡率高達200‰左右，平均壽命不到40歲，是當時世界上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
有人認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口死亡率較高是因為戰爭和飢荒，但統計學資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據哈爾濱醫科大學趙錦輝查閱的「關東州地區」生命統計資料，該地區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90%以上，1938年這一數據也超過80%，嬰兒死亡率平均超過150‰，其它地區的統計資料也證明了疾病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戰爭或飢荒爆發的年份，戰死或餓死也不是人口死因構成的主要因素。
統計資料顯示，20世紀30年代中國人的死因主要是傳染病，其次為慢性病。傳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與社會經濟因素沒有直接關系。現有的統計資料均證明了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死亡率與戰爭和飢荒沒有直接對應關系。此外，皇室成員與達官顯貴並不存在戰爭與災禍的風險，他們的死亡率與平均壽命與平民並無明顯區別。例如清朝歷代皇帝共生育了近200名子女，平均壽命僅為30歲左右。皇室成員享受著最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生存環境，不可能因飢餓或天災人禍死亡，基本上都是死於疾病。而擁有最佳醫療服務的皇子皇女們並沒有得益於中醫的護佑。
瘟疫是人類遇到的重大困難，在現代醫學產生和發展之前，各種傳染性疾病時常肆虐，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據史料記載，自東漢末年始，瘟疫爆發並肆虐於中國。爆發頻率為有史以來罕見，最凶險的狀態持續了十餘年之久。《五行志注引》雲：「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心焦，以為至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捻（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連醫聖家族都是這樣的慘狀，可見瘟疫的兇猛和中醫的無能。由此導致的民不聊生和社會動盪也是漢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此後直至民國時期，傳染病反復在中國爆發流行，在200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醫對瘟疫一直束手無策。
中醫對傳染病的病因、治療和預防的方法基本上一無所知。在秦朝之前，中醫認為傳染病是鬼神作祟，多以儺（驅鬼的儀式）來應對；到了漢朝，以張仲景為代表的中醫認為瘟疫是因氣候不正產生瘴氣所致，提出了「六氣致病說」，即陰、陽、風、雨、晦、明，把病因歸結為氣候的變化；宋代以後又產生了胎毒之說，認為傳染病的病因是胎毒。
當然不能過於苛求古人，古人不知道還有微生物這樣一類生物，更不知道致病微生物才是傳染病的病因。所以古人只能對傳染病進行猜測和想像，眾說紛紜、謬誤百出也是必然的。中醫始終沒有認識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體、傳染源和傳染途徑。陪伴了中國人2000年的中醫，在治療和預防傳染病方面完全處於胡思亂想、一無所能的狀態, 這是歷史事實。
在現代醫學傳入之前，中華民族的健康只能聽天由命。隨著現代醫學知識和方法在中國的傳播，很多中國人的生命才得以挽救。例如1910年在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極為迅猛的速度在東三省傳播。畢業於劍橋大學醫學院的伍連德受命承擔了控制疫情的任務，運用現代醫學的知識，採取火化屍體、大面積環境消毒、隔離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斷了傳染途徑，在短時間內迅速遏制了這場無比凶險的疫情。而當時著名的老中醫以中醫理論和方法治療的患者則全部死亡，老中醫自己也未能倖免，家屬甚至將其拋屍街頭。
天花的防治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充分暴露了打著傳統和國粹旗號的中醫界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18世紀末英國醫生琴納發明的牛痘法預防天花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效果，1805年牛痘法自澳門傳入中國內地，顯示出極佳的效果並逐漸受到人們的認可。牛痘法簡單易行、百試百驗，這大大影響了中醫的可信度和利益，如把脈開方、種人痘、治瘢痕、葯鋪等利益群體。
中醫界把懸壺濟世、治病救人的口號拋到九霄雲外，堅持宣揚天花源自胎毒，頑固地以陰陽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亂解釋，宣稱牛痘法不過是將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醫葯從業者更是極力毀謗牛痘法，恐嚇民眾，甚至故意散布種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謊言，導致大量愚昧民眾放棄種牛痘從而染上天花死亡。中醫對現代醫學的肆意曲解和造謠，嚴重遲滯了牛痘法的推廣，在此後長達150年的時間里天花仍然是中國人生命中的魔咒。中醫界置民眾健康於不顧，暴露出為一己私利的不仁與歹毒，其無恥和殘忍與當今的中醫騙子如出一轍。中國人失去了迅速消滅天花的機會，中醫騙子得以在萬眾屍骨上繼續大發橫財。
反觀日本，迅速認識到牛痘法的絕佳效果並加以普及，並由此萌發了堅決否定漢方醫（即中醫）的理性思考。而中國卻花費了150年左右的漫長時間，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其根源僅僅是中醫界的行業利益，可見中醫騙子的無恥與民眾的愚昧已經達到了多麼駭人的地步。回顧這一段諱莫至深的歷史雖然是慘痛的，但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不得不在科學與傳統、生命與利益之間做出抉擇時，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仁愛美德究竟在哪裡？
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大力開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學知識的工作。在控制和消滅天花的過程中，全國統一採取了牛痘法，摒棄了中醫的胎毒理論和數不清的偏方、秘方。僅僅用了10年時間，至1960年中國已沒有發生自然傳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中醫接種人痘，天花在山西、內蒙古再次爆發，直至1966年才最終消滅。
自1950年開始推廣以消毒滅菌為主要原則的新法接生，困擾了中國人數千年的生育危險終於得到了解除。產褥熱發病率急劇降低，產婦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兒因感染導致的死亡迅速減少，嬰兒死亡率從原來的200‰逐年下降，1958年為80.8‰，70年代為47‰，80年代為34‰，2005年為19‰。簡單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難以計數的生命，這是科學賜予中國人的恩典。而數千年來中醫都認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於「風」的緣故，以至於今天還有坐月子緊閉門窗等一系列陋習。
隨著現代醫學的普及，中國人的死亡率連年顯著下降。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顯著增長，1957年達到57歲，1973年為63.6歲，1981年為67.90歲，2005年達73歲。
中國人生命質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學帶來的福祉，政府面對嚴峻的局面採取了堅決的科學措施，沒有讓中醫界在這些緊要問題上胡亂糾纏。在這些立竿見影、迅速顯效的事實面前，中醫界灰頭土臉、啞口無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難雜症的領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醫界面對急性傳染病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須要警惕的是，近年來有中醫界人士宣稱中醫葯可以預防和治療SARS，甚至治療艾滋病。這不過是上世紀中醫界在天花問題上謀財害命的拙劣翻版，這種惡毒和殘忍的行為必須堅決予以駁斥和制止。
回溯中國20世紀的歷史，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壽命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的生命質量得以迅速改善。在這一過程中，除了社會經濟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顯效迅速的是現代醫學的廣泛普及和先進醫學成果的應用。中國人因為分享了人類的科學成果，平均壽命在短短幾十年間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壽命翻倍（18～35歲）則用了約3000年的時間。而中醫在數千年中一直未能顯示出戰勝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廣的治療方法。如果沒有現代醫學，中華民族仍然會在中醫的愚弄中掙扎於一百年前的悲慘境地。回顧不算遙遠的歷史，難道不應該向科學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嗎？每一個誠實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認，科學賜予了中國人恩典，是科學守護了中國人的生命。
㈦ 請 闡述或比較一下「中醫」與「西醫」
是什麼阻礙了中醫葯的發展
來源: 中國科技信息
困境重重 中醫不「中」
中醫葯的偉大歷史作用和重要現實意義不容否認，西醫的科學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認，兩者各具比較優勢。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提出了「中西醫並重」和中西醫「長期並存，共同發展」的方針，並將「發展傳統醫葯」寫入了《憲法》。但長期以來，政府的方針和憲法精神並未得到很好貫徹。在具體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國家投資、科研發展和醫療實踐等各個方面，普遍重西醫輕中醫，中醫地位不斷下降，發展面臨困境。最大困境是，中醫日益西醫化,日益不姓「中」了。這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1．中醫後繼乏人。據統計，全國中醫醫生1949年27.6萬人，到2002年還是27萬餘人，53年沒有增長；同期西醫醫生為8.7萬和157萬人，增長17倍；現全國共有醫務工作人員520萬人，中醫葯工作人員約50萬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許多中醫基本上不會用中醫思路看病，只會看化驗單。中醫後繼乏人。
2．中醫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醫教育嚴重西醫化。語言上，外語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漢語訓練缺乏，許多學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醫古籍；課程安排上，中西醫課時幾乎相等；西醫理論學習要求不低，中醫理論訓練嚴重不足，甚至《黃帝內經》等經典也不研讀；技能培養上，西醫實驗不少，中醫望聞問切等訓練不多。畢業後，學生普遍不會用中醫思維看病，多半轉行西醫，或名行中醫實以西醫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醫理論及臨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醫教育方法，要求碩士做到細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畢業。不少中醫碩士、博士不會用中醫理論與技能臨床看病，難以稱為真正中醫。
3．否定師徒傳承。師徒傳承是我國中醫人才培養的傳統方式，幾千年來造就了一批批中醫大夫。中醫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傳」，故自古師徒如父子，自當盡心傳授。但現行醫療制度，基本否定師徒傳承，使其無立足之地。純正中醫後繼乏人，這已成中醫發展的極嚴重問題。現在，解放前留下來的全國著名老中醫已所剩無幾，均已達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傳統方式培養的國內知名中醫已為數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後主要按西醫式教育培養的中醫，在真正中醫上有成就者甚少。據統計，全國名老中醫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醫思路看病的中醫不過幾萬名。
我國不少師徒傳承的民間中醫，水平高、收費低、效果好，深受群眾歡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認。現行執業中醫師考試制度要求考西醫知識，民間醫生大都因西醫知識不足過不了考試關。現行行醫執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間行醫，民間醫生多因無法領到執照不能公開行醫，若行醫即屬非法。現行醫療執法監督制度阻礙正常民間行醫，民間行醫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無行醫執照，若被提起訴訟，必受法律制裁。醫療制度的這些限制，迫使許多真正的民間醫生只得地下行醫、「非法」行醫。但老百姓對民間中醫的需求巨大，於是，三教九流混跡其中，良莠不齊，民間中醫市場十分混亂。
4．中醫院變成二流西醫院，中醫已無真正的臨床基地。目前全國有2800多家等級中醫院，但沒有一家是真正的傳統中醫醫院，幾乎都是中西醫「結合」醫院。查病，主要*西醫儀器來檢測與化驗；斷病，主要*化驗單數據來判定；處方，主要按西醫思維與理論來開方治病；抓葯，則是中葯西葯並用、中葯西葯為主互見；驗效，主要*西醫儀器來檢驗治療效果。據統計，2001年全國等級中醫醫院的葯品收入中，中葯只佔40%，西葯則佔60%，甚至是三七開。可以說,目前多數中醫院已經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醫臨床基地性質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後期以來培養的多數中醫已不大會望聞問切和辨證論治了，必須像西醫一樣藉助儀器化驗辨病。另一方面，醫院為了生存，大量購買西葯與醫療設備。西葯進出價差大，檢測化驗收費高，醫生創收、醫院盈利、醫院評等級均要*它。中醫葯雖然簡便廉驗，若*它收費，醫院難以存活，醫生只有受窮。
5．以西醫標准評判中醫，貶低甚至否認中醫成果。中西醫本是兩個不同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各自有一套臨床方法與評判標准，兩者基本無法兼容。但在現行醫療理念與制度下，中醫的診病、治病與驗效，新中葯的開發、評審與推廣，基本採用西醫標准來判定。貶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認中醫臨床「實踐標准」，中醫療效和科研成果必須經西醫或按西醫方法認可，這在醫學界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莊用中醫治療乙腦，療效奇佳，且無後遺症，但衛生部不予承認。著名中醫大夫蒲輔周一人成功治療乙腦167人，衛生部門卻以其使用了98組中葯處方，不具統計學意義，不承認其療效。近的如去年廣州採用中醫葯治療SARS，效果顯著，但開始一段時間得不到承認。中醫認為SARS是一種瘟病，有法對治，但要經過多方呼籲後才讓介入治療。西醫認為SARS是全新疾病，無治療先例，無可*葯物，但西醫一開始就可全面進入治療過程。一些對溫病確有療效的中醫葯方劑，必須經過白鼠實驗證明能夠「殺死」SARS病毒才允許進入臨床。西醫明知抗生素等西葯既殺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極大，卻無須討論即可大劑量試驗。
6．片面理解中葯現代化。從中葯現代化多年實踐來看，基本思路是按西醫科研途徑，主要採取數量化、客觀化辦法，通過動物實驗與數據統計，搞清中葯的化學成分，提取有效物質，製成類似西葯的專治「某種病」的「新型中葯」。採用這種方法，若是藉以從中葯中開發出新西葯，無可非議；但若將其作為中葯現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徑，其結果不是中葯現代化，而是中葯的西葯化。
如被稱為中葯現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雖提取自中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備中葯的葯性，不能參與中葯處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葯，屬西葯范疇。又如，1992年比利時一診所開出減肥「中葯」「苗條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現嚴重腎病，經研究發現是葯中所含馬兜鈴酸成分所致。這被西方輿論大肆宣揚為所謂中葯「馬兜鈴酸腎病」事件，使中葯形象大為受損。其實，這是中葯成分化並將中葯當作保健食品長期食用的結果，它恰恰違背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葯現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開發出像六味地黃丸那樣的名方成葯來。六味地黃丸並非專為治療某一種疾病而設，可治之病達400多種,但須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針對腎陰虛證型辨證施治才有效。中葯現代化走簡單模仿西葯研製道路，導致中葯研究日益脫離自身理體系，使中葯科研走向異化。其結果，中葯不僅趕不上西葯，而且將重蹈日本「廢醫存葯」覆轍。日本已廢除中醫，中葯由西醫視病使用，療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約發展
中醫葯陷入困境，既有觀念問題，也有制度問題，還有中醫自身問題。根本問題是懷疑中醫葯的科學性。
1．民族虛無主義導致人們普遍輕視中醫。西醫隨槍炮進入中國後，不少國人以民族虛無主義態度對待中醫文化，貶低、懷疑甚至否定中醫。清末維新運動時，就有人開始否定中醫。國民黨政府曾兩次要消滅中醫。解放後，中央衛生部王斌等提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毛澤東對此進行了批評，撤了兩位副部長的職，指出「中國醫葯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盡管國內再無人敢公開否定中醫，但50多年來，中醫始終處於被質疑、被驗證、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懷疑中醫的權威人士，總是借「中西醫結合」、「中醫葯科學化現代化」之名，試圖將中醫「提高」到西醫水平。
對東方文化頗有研究的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醫葯在中國至今沒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誠對待，沒有確定其科學傳統地位而進行認識論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學探討，沒有從對人類的福利出發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注，所受到的是教條式的輕視和文化摧殘。這樣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國的醫務人員。他們不承認在中國本土上的寶藏，為了追求時髦，用西方的術語胡亂消滅和模糊中醫的信息」。
2．兩法一條例阻礙中醫葯發展。「發展傳統醫學」雖然被庄嚴地寫進憲法，但在一些具體法律法規和醫療管理制度上，實際上一直在歧視、歪曲和限制中醫葯。
《執業醫師法》規定，須有4年以上醫學院校學歷方能參加資格考試，且考試內容近一半是西醫知識。導致學徒出身、未受過正規西醫教育的民間中醫拿不到行醫資格。臨床自製丸散膏丹是中醫師的一項基本技能，民間秘方均是自製葯，但《葯品管理法》嚴格限制使用自製配葯，否則，將以非法制售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醫療機構制劑審批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的制劑可以在指定的醫療機構之間調劑使用」；但「中葯制劑一般不得調劑使用」。《中醫葯管理條例》也在諸多方面限制了中醫葯發展。
3．中醫葯界的自身問題。突出的是中醫葯界在許多方面丟失傳統、自貶身價、屈就西醫。
一是中醫傳統文化繼承嚴重不足。中醫葯理論博大精深，發展中醫葯首先是要學習與繼承，否則就成無源之水。但幾十年來，不僅業外人士輕視中醫文化，中醫界自身也不重視中醫葯基礎理論的學習與掌握。除極少數知名中醫有較厚實的中醫文化功底外，大多數中醫的中醫文化基礎嚴重不足。
二是中醫研究被動模仿西醫模式。在中醫界，不少人用西醫理論來修正中醫理論，以為這就是創新；用植物化學方法研究中葯，以為就是中葯現代化；用西醫理化統計指標來衡量中醫臨床效果，以為就是規范化。正因如此，我國中醫重大理論與葯方研究沒有多大進展。
三是中醫醫院嚴重西化。我國中醫院基本上全是中西醫「結合」醫院。從看病診斷、處方用葯、住院治療到療效檢驗，都是以西醫為主。
最後，中醫個性化治療雖然代表著未來醫學方向，但與佔領市場份額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要求不相符合。受現實利益驅使，人們往往看重西醫，看輕中醫。
尊重國情 謀求振興
充分保障13億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前提，也是一個最基本目標。但我國85%的人口（90%以上的農民、50%左右的城鎮居民）無緣享受國家公共衛生保障。目標與現實的差距非常之大。解決的途徑，或學習西方，繼續在中國建立西式醫療衛生保健體系，但實踐表明，此路難以持續走下去，只有從中國實際出發，充分發揮中醫葯「簡便廉驗」比較優勢，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保健體系，這才是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1．中國根本不可能走西方醫療保障模式道路。西方醫學成就之偉大不言而喻，但西醫費用之昂貴也有目共睹。西醫越現代化，投資就越大，收費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難承受。10多年來，發達國家衛生保健體系普遍發生了支付危機。80年代以來，美國醫療費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醫療衛生支出總額達1.3萬億美元，佔GDP的13%，佔全球醫療衛生支出總額的43%。即使如此，美國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醫療衛生保障。若無政府補貼，美國多數醫療保險公司無法承擔迅速上漲的醫療費用，只有關門。
不僅如此，美國雖然擁有世界最發達的醫學和最健全的醫療體系，卻根本無法解決西醫的兩個重大局限。一是高誤診率、西葯濫用、西葯毒副作用和耐葯性問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估計，美國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當，正在導致嚴重的公眾健康危機。美國每年有100萬住院病人因葯物不良反應而受害，其中18萬人死亡，是車禍死亡人數的4倍。二是西醫解決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難雜症，而這些病症占人類疾病的70%。面對現實，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方面著手改革現行衛生保障體系，以降低成本，擴大公民受益范圍。另一方面，重新審視西醫發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替代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在這種背景下，過去被否認和禁止的針灸、中醫等傳統醫學方法，開始得到承認和重視，被逐步納入西方各國醫療衛生保障體系。
我國若繼續走西醫為主道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醫療衛生成本。我國衛生費用既不可能達到美國1.3萬億美元的水平（超過我國2001年的GDP總額），也不可能達其佔GDP的13％水平（這需要1.25萬億元人民幣，2001年實際為5150億元，佔GDP的5.3%，相差約60%）。更嚴重的是，中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國家之一，而發達國家是70％以上，發展中國家也達60％。再有，中國醫療價格上漲之快十分驚人，已成為嚴重社會問題。據統計，90年代我國綜合醫院門診病醫療費用每年遞增20%，住院病人住院費用每年遞增17%以上，成倍地高於GDP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由國情國力決定，我國不應也根本不可能採用西方醫療衛生保障模式。
同時，西醫的局限在中國也有同樣表現，許多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統計，1999年我國西醫臨床診斷誤診率達27.8％，其中惡性腫瘤誤診率40％以上。我國抗生素佔西葯消費總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達80％，世界平均為30％。
2．中醫葯學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幾千年來，中醫葯發展形成了一套現實與超前兼具、普濟與深入兼備、以「簡便廉驗」為特點的醫療衛生辦法與經驗，且中醫代表了未來醫學發展方向。只要認真加以學習、繼承和發展，完全可以在當今社會發揚光大，真正與西醫並駕齊驅。
中醫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從始於戰國成於西漢的《黃帝內經》，到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再到明清吳又可、葉天士的溫病說，中醫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無數人生命。近幾十年，中醫葯對一些重大傳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顯著。1956年石家莊流行乙型腦炎，師仲景法用白虎湯，療效超過世界水平；1958年廣州流行乙型腦炎，鄧鐵濤教授當年參與救治，統計中醫之療效達90%，且無後遺症。1990年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對1988年上海以中醫葯為主治療乙肝重疊甲肝與1983－1988年美國本土以西醫葯治療同類疾病的死亡率進行了統計對比，中美死亡率比例為1∶234。抗擊SARS，中醫葯作用得到了國內外醫學界的高度評價。中醫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開始發揮作用。
正是中醫的比較優勢，使得相當大部分中國人仍然鍾情於中醫。盡管中醫機構和力量遠小於西醫，但我國每年中醫門診量仍佔全國醫院門診總量的1/4，民間診所更高達63%。
3．中國需要建立適合國情的新型醫療衛生保障體系。70年代，我國以世界1%的衛生費用使公共衛生體系的人口覆蓋率達85%，創造了發展中國家的奇跡，受到了世界高度贊揚。一個基本原因是，中醫葯學和中醫為主、中西醫並舉的農村合作醫療發揮了重大作用。
20多年來，中國醫療事業、主要是西醫取得了空前發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鎮中享受公費醫療保障的2億多居民。在普遍衛生服務和人均衛生經費支出上，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明顯拉大了。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國家和地區的醫療衛生保障公平性進行了評價，中國被排在倒數第4位，為世界最不公平國家之一。世界銀行統計，2000年中國人均衛生經費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後國家之列。中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與個人負擔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發達國家是59.3∶40.7。為此，中國受到了國際強烈批評。
中國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重新思索醫學事業發展戰略，建立中國特色的新型醫療衛生保健體系。這個體系必須是普遍服務的，真正將全體中國人民作為服務對象；必須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最基本醫療服務；必須是價格合理的，真正讓大多數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醫療服務費用；必須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讓大多數人能享受到方便與快捷、效率與效果兼具的基本醫療服務；必須是預防為主的，真正把「修養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須是可持續發展的，真正能夠適應經濟發展、政府財力、居民收入的未來變化趨勢。
中國特色新型醫療衛生保健體系應採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預防為主，城市中西醫並重，農村中醫為主、中西醫並行。就是說，通過國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發展中醫葯事業，逐步使中醫在城市能夠與西醫真正並駕齊驅，在農村則要發揮主體作用。只有這樣的體系框架，才可能實現疾病控制「重點下移戰略」（面向農村面向基層）和「重點前移戰略」（疾病預防和早期治療）要求，才能夠全面提升中國人民健康水平，實現「2020人人健康」的目標。要建立這樣的新型體系，必須全面振興中醫葯。
4、實施六大工程，全面振興中醫葯。重建中醫葯重大戰略地位，以「預防為主，城市中西醫並重，農村以中醫葯為主、中西醫並行」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國特色新型醫療衛生保健體系的最佳選擇。因此，全面振興中醫葯，應當實施六大振興工程。
中醫葯人才工程：解決中醫葯人才問題，最根本辦法是真正按中醫葯自身規律特點培養人才。必須辦真正的中醫葯院校。招生考試，應有嚴格的古漢語等傳統文化知識要求；課程設置，以中醫理論和經典為主；臨床培訓，以望聞問切技能的掌握為主；研究生深造，當以深研中醫經典名著，繼承和熟練掌握某方面中醫傳統技能為主。只有如此，學生畢業時，才具有真正的中醫思維，掌握真正的中醫技能，成為真正的中醫師。
此外，承認師徒傳承培養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間中醫公開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時，必須改革中醫葯教育體制和人才評價制度，改革中醫葯師資格審查制度，增加財政對中醫葯教育的投入，為造就千百萬中醫葯人才創造體制和物質條件。
中醫葯科研工程：中醫葯科研必須在傳統中醫葯理論指導下進行，徹底改變長期以來主要遵循西醫思路和方法進行中醫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確立中醫葯現代化戰略方向。中醫葯學是集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於一身的綜合性知識體系，非單純的醫學。中醫葯現代化的方向不應再遵循西醫科研路線,而是要在繼承傳統中醫葯基本理論、方法和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吸收現代科學成果，加以完善和發展，建立真正獨立的中醫辨證論治體系和科研體系。
此外，在傳統中醫葯理論指導下開發新中葯。在總結普效性中葯配方的基礎上開發新中成葯。把以化學生物方法為主的草葯成分研究列入西葯范疇。要建立中葯系列標准規范，使之逐步成為中葯國際標准。同時，建立獨立的中醫葯科研評價體系。建立真正的中醫科研與臨床基地。
中葯產業發展工程：近年來世界草葯市場銷售額年均增長10―20%。我國中葯產業也發展迅速，正在成為一大新興產業。
一要發展中葯材和中葯飲片生產；二要扶持中成葯生產。三是拓展中醫葯國際市場，擴大中醫葯的國際影響，重樹我中葯大國聲威。
鄉村中醫葯工程：一要像過去培養赤腳醫生一樣，為農村大量培養初級中級中醫葯人才。二要在規范的基礎上鼓勵在農村開辦中醫診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鄉鎮衛生院，逐步提高其醫療技術與服務水平。四要組織中醫講師團，到農村普及以中醫葯為主的初級醫學知識。五要建立一項制度，醫學院校畢業生到大中型醫院和醫療科研機構工作之前，必須先到農村服務一年。
中醫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工程：中醫葯從基本思維、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到臨床實踐等各個主要方面，均與西醫有很大差別，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與西醫葯明顯不同。長期以來中醫日益西醫化，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實行中西醫統一的行政管理體制，並基本按西醫管理方式來管理中醫。這種體制必須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是，充分尊重中醫葯發展客觀規律，完全按中醫葯自身特點確立行政管理方式和體制；改革的主要途徑是，將中醫葯行政管理獨立出來，從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統的中醫葯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
同時，要增加國家對中醫葯發展的經費投入。既要提高國家衛生行政經費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醫葯行政事業經費在整個衛生行政事業經費中的比例。否則難以體現中西醫並重的憲法精神。這是真正振興中醫葯事業的條件保障。
中醫葯政策法規保障工程：政策法規往往決定一個產業或學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維新後從法律上否定了中醫,時至今日，日本已沒有中醫。這是個大教訓。我國雖將「發展傳統醫葯」列入《憲法》，但要在具體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實憲法，還須下大功夫。
一要組織中醫葯專家和法律、經濟及行政管理專家，對涉及中醫葯的所有醫療衛生法律法規、政策規章，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凡有礙中醫葯正常發展之規定，或是修訂，或是廢止。二要加快中醫葯立法步伐，盡快制定中醫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護特種中醫葯的專門政策法規，像保護珍貴文化遺產和知識產權一樣，保護中醫葯典籍、傳統配方驗方、中醫秘術秘方和新中醫葯成果。四要在醫療衛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貫徹中西醫地位平等、一視同仁原則的同時，在一些方面應體現對中醫葯的鼓勵和扶持。
今年2月，全國100多名著名中醫師，聯名上書黨中央及國務院，建議將「中醫葯的可持續發展」作為重大科技專項列入國家科技發展中長期規劃。呼籲書指出，中醫葯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會出了不可磨來的貢獻，是解決我國13億人口特別是9億農民醫療保健問題的關健。唯有以中醫為主、中西醫並重的衛生保健體系，才可能解決中國特別是農民和城市貧困人口的醫療保健問題，並成為全世界醫療模式的典範。如果無所作為，中醫葯如此發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醫將不復存在，如果中醫葯消亡在我們這代人手中，我們將成為千古罪人。
㈧ 中醫中葯能治癒精神分裂症嗎能治癒當然好!但是希望不要坑害病人!
不能。
中華民族的繁衍與中醫無關
在很多國人的樸素認識中，都認為中華民族繁衍至今是因為有中醫的庇護。然而，這卻是錯誤的認識，人類的繁衍不是任何醫學的成就，而是生物的本能和進
化的結果，中華民族也不例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種的自然使命，任何生命個體的壽命都是有限的, 物種延續的根本方式只能是繁衍。
鼠是哺乳
動物中繁殖速度最快的物種，有些種類的鼠一年可生育7、8次，每次可生育10幾只。而幼鼠達到性成熟並開始生育只需一個月左右，一對鼠一年後就可繁殖出一
個數量龐大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的個體都能夠成活，氣候的變化、天敵的捕食、食物的匱乏以及疾病都會大大減少個體數量。鼠正是面對這樣的嚴酷環境，進化
出了快速的繁殖能力。
魚類往往可以一次產出成百上千枚卵，是以數量取勝的典範。其它如蟑螂、水虱、各種微生物等，都有著強大的繁殖能力。可以說，地球上現存的物種都進化出了適應所處環境的繁殖能力，所以這些物種才歷經了千百萬年甚至上億年的漫長歷程得以延續至今。
當
然，在漫長的歷史中，有很多物種滅絕了。除了在自然選擇中被淘汰的以外，氣候變化、地質災變、人類活動等是主要影響因素。比如統治地球超過一億年的恐龍於
6500年前滅絕了，今天的人們只能通過化石來領略昔日地球霸主的雄姿。疾病從來都不是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即便是烈性傳染病也很難使一個物種徹底消失。
生物的繁衍是自然法則賦予的本能，物種的延續不依賴任何醫學，除了人類，其它物種也不掌握醫學知識和技術。沒有醫學，地球上依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生物多樣
性。
人類無疑是進化最成功的物種，雖然人類的生殖能力不算強大，但適應環境的能力是其它物種所無法比擬的。既然有那麼多物種不會因疾病滅絕，作為地球統治者的人類自然也不會被疾病消滅。
人
類的祖先類人猿生活在數百萬年前，在這段歷史長河中是沒有醫學的。大約距今二十萬年前，人類從非洲開始向全球擴散。數萬年前，人類到達中國這片土地，並開
始了世世代代的繁衍。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各民族都還沒有產生醫學。即便是最悠久的美索不達米亞古醫學也不過只有數千年歷史。中華民族直至距今2000年
左右才出現了醫學的萌芽，可見，中華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樣，都不是依賴醫學才得以繁衍的。假設沒有中醫，中華民族也不會滅絕。
也有人認為，中
華民族人口眾多、數量龐大是中醫的功勞。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一個種群的數量是否龐大，要參照其所佔有環境空間的大小。中華民族雖然人口眾多，但因為
幅員遼闊，人口密度並不是很高。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而論，中國為139，英國為256，印度為362，巴林為1827。這不能說明巴林的傳統醫學
就是最領先的。人口密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生產技術、傳統文化等等。物種本身的因素主要是生殖能力和平均壽命，眾所周知，不論是
各民族的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都不能從根本上提高人類的生殖能力，醫學能改變的只有平均壽命。
早期人類的平均壽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決定的，
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困擾人類的食物短缺問題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緩解。經過數千年的努力，人類平均壽命從不足20歲達到了35歲左右。雖然不同地區實現這
一目標有先有後，但其過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國人平均壽命的提高也得益於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如土豆、薯類、玉米的引進使農作物的產量大幅提高，因飢餓所導
致的死亡大為減少。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人口數量得以顯著增加。
初步解決了食物問題以後，疾病就成為決定人類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會經濟問題退
居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構成中佔有大部分比例，戰勝疾病成為人類面臨的更加棘手的問題。經過數千年的努力，西方傳統醫學逐漸發展成現代醫學，大大
降低了人類的死亡率並顯著延長了平均壽命，20世紀抗生素的發明以後，發達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達到了70 歲左右。
然而在對抗疾病的努力
中，中醫沒有做出貢獻。據歷史資料記載及學者考證，中國人歷代平均壽命為，夏商時期不超過18歲、周秦約為20歲、兩漢22歲、唐代27歲、宋代30歲、
清代33歲、民國35歲。中國人平均壽命長期處於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過高和死亡年齡過低，在自然衰老導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疾病過早死亡。
據
金陵大學1929～1931年的調查資料，部分農村人口死亡率為28‰，嬰兒死亡率為156‰，平均壽命為34～35歲。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回顧性抽
樣調查資料顯示，1944～1949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01‰，平均壽命為39歲左右。匯總數據後一般認為，20世紀的前50年，中國人口的死亡率約為
20～25‰，嬰兒的死亡率高達200‰左右，平均壽命不到40歲，是當時世界上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
有人認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口死亡率較高
是因為戰爭和飢荒，但統計學資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據哈爾濱醫科大學趙錦輝查閱的「關東州地區」生命統計資料，該地區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數
占總死亡人數的90%以上，1938年這一數據也超過80%，嬰兒死亡率平均超過150‰，其它地區的統計資料也證明了疾病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
戰爭或飢荒爆發的年份，戰死或餓死也不是人口死因構成的主要因素。
統計資料顯示，20世紀30年代中國人的死因主要是傳染病，其次為慢性
病。傳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與社會經濟因素沒有直接關系。現有的統計資料均證明了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死亡率與戰爭和飢荒沒有直接對應關系。此外，皇室成
員與達官顯貴並不存在戰爭與災禍的風險，他們的死亡率與平均壽命與平民並無明顯區別。例如清朝歷代皇帝共生育了近200名子女，平均壽命僅為30歲左右。
皇室成員享受著最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生存環境，不可能因飢餓或天災人禍死亡，基本上都是死於疾病。而擁有最佳醫療服務的皇子皇女們並沒有得益於中醫的護佑。
瘟
疫是人類遇到的重大困難，在現代醫學產生和發展之前，各種傳染性疾病時常肆虐，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據史料記載，自東漢末年始，瘟疫爆發並肆虐於中國。
爆發頻率為有史以來罕見，最凶險的狀態持續了十餘年之久。《五行志注引》雲：「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心焦，以為至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
論》的序言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捻（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連醫聖家族都是這樣的慘狀，可見瘟疫的
兇猛和中醫的無能。由此導致的民不聊生和社會動盪也是漢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此後直至民國時期，傳染病反復在中國爆發流行，在200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醫
對瘟疫一直束手無策。
中醫對傳染病的病因、治療和預防的方法基本上一無所知。在秦朝之前，中醫認為傳染病是鬼神作祟，多以儺（驅鬼的儀式）
來應對；到了漢朝，以張仲景為代表的中醫認為瘟疫是因氣候不正產生瘴氣所致，提出了「六氣致病說」，即陰、陽、風、雨、晦、明，把病因歸結為氣候的變化；
宋代以後又產生了胎毒之說，認為傳染病的病因是胎毒。
當然不能過於苛求古人，古人不知道還有微生物這樣一類生物，更不知道致病微生物才是傳
染病的病因。所以古人只能對傳染病進行猜測和想像，眾說紛紜、謬誤百出也是必然的。中醫始終沒有認識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體、傳染源和傳染途徑。陪伴了中
國人2000年的中醫，在治療和預防傳染病方面完全處於胡思亂想、一無所能的狀態, 這是歷史事實。
在現代醫學傳入之前，中華民族的健康只
能聽天由命。隨著現代醫學知識和方法在中國的傳播，很多中國人的生命才得以挽救。例如1910年在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極為迅猛的速度在東三省
傳播。畢業於劍橋大學醫學院的伍連德受命承擔了控制疫情的任務，運用現代醫學的知識，採取火化屍體、大面積環境消毒、隔離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斷了傳染途
徑，在短時間內迅速遏制了這場無比凶險的疫情。而當時著名的老中醫以中醫理論和方法治療的患者則全部死亡，老中醫自己也未能倖免，家屬甚至將其拋屍街頭。
天
花的防治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充分暴露了打著傳統和國粹旗號的中醫界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18世紀末英國醫生琴納發明的牛痘法預防天花取得了令人
震驚的效果，1805年牛痘法自澳門傳入中國內地，顯示出極佳的效果並逐漸受到人們的認可。牛痘法簡單易行、百試百驗，這大大影響了中醫的可信度和利益，
如把脈開方、種人痘、治瘢痕、葯鋪等利益群體。
中醫界把懸壺濟世、治病救人的口號拋到九霄雲外，堅持宣揚天花源自胎毒，頑固地以陰陽五行等
歪理加以胡亂解釋，宣稱牛痘法不過是將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醫葯從業者更是極力毀謗牛痘法，恐嚇民眾，甚至故意散布種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謊言，導致大量愚
昧民眾放棄種牛痘從而染上天花死亡。中醫對現代醫學的肆意曲解和造謠，嚴重遲滯了牛痘法的推廣，在此後長達150年的時間里天花仍然是中國人生命中的魔
咒。中醫界置民眾健康於不顧，暴露出為一己私利的不仁與歹毒，其無恥和殘忍與當今的中醫騙子如出一轍。中國人失去了迅速消滅天花的機會，中醫騙子得以在萬
眾屍骨上繼續大發橫財。
反觀日本，迅速認識到牛痘法的絕佳效果並加以普及，並由此萌發了堅決否定漢方醫（即中醫）的理性思考。而中國卻花費
了150年左右的漫長時間，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其根源僅僅是中醫界的行業利益，可見中醫騙子的無恥與民眾的愚昧已經達到了多麼駭人的地步。回顧這一段
諱莫至深的歷史雖然是慘痛的，但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不得不在科學與傳統、生命與利益之間做出抉擇時，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仁愛美德究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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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50年代初，政府大力開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學知識的工作。在控制和消滅天花的過程中，全國統一採取了牛痘法，摒棄了中醫的胎毒理論和數不清的偏方、
秘方。僅僅用了10年時間，至1960年中國已沒有發生自然傳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中醫接種人痘，天花在山西、內蒙古再次爆發，直至
1966年才最終消滅。
自1950年開始推廣以消毒滅菌為主要原則的新法接生，困擾了中國人數千年的生育危險終於得到了解除。產褥熱發病率
急劇降低，產婦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兒因感染導致的死亡迅速減少，嬰兒死亡率從原來的200‰逐年下降，1958年為80.8‰，70年代為47‰，80
年代為34‰，2005年為19‰。簡單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難以計數的生命，這是科學賜予中國人的恩典。而數千年來中醫都認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於「風」
的緣故，以至於今天還有坐月子緊閉門窗等一系列陋習。
隨著現代醫學的普及，中國人的死亡率連年顯著下降。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顯著增長，1957年達到57歲，1973年為63.6歲，1981年為67.90歲，2005年達73歲。
中
國人生命質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學帶來的福祉，政府面對嚴峻的局面採取了堅決的科學措施，沒有讓中醫界在這些緊要問題上胡亂糾纏。在這些立竿見影、迅速顯
效的事實面前，中醫界灰頭土臉、啞口無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難雜症的領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醫界面對急性傳染病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須要警
惕的是，近年來有中醫界人士宣稱中醫葯可以預防和治療SARS，甚至治療艾滋病。這不過是上世紀中醫界在天花問題上謀財害命的拙劣翻版，這種惡毒和殘忍的
行為必須堅決予以駁斥和制止。
回溯中國20世紀的歷史，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壽命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的生命質
量得以迅速改善。在這一過程中，除了社會經濟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顯效迅速的是現代醫學的廣泛普及和先進醫學成果的應用。中國人因為分享了人類的科學成
果，平均壽命在短短幾十年間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壽命翻倍（18～35歲）則用了約3000年的時間。而中醫在數千年中一直未能顯示出戰勝疾病的作
用，至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廣的治療方法。如果沒有現代醫學，中華民族仍然會在中醫的愚弄中掙扎於一百年前的悲慘境地。回顧不算遙遠的歷史，難道不
應該向科學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嗎？每一個誠實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認，科學賜予了中國人恩典，是科學守護了中國人的生命。
㈨ SARS到底是西醫治好的還是中醫治好的中醫在今後發展趨勢如何請詳細解答！
樓上的。你要臉不？你知道現在北京很大一撥人在和政府扯皮嗎？就是因為SARS 的後遺症同樣在廣州，廣州中醫葯大學附屬醫院鄧鐵濤用中葯治療SARS沒人有後遺症